近日，云南卫视播出了反腐专题片《“天网”下终结的漫漫逃亡路》。在影片中，一度出逃22年的中国银行昆明分行官渡支行原行长张德友现身说法，以自己的经历证明了外逃绝非出路。
东窗事发，一逃了之。某些贪官以此来逃避责任，企图逍遥法外，只是潜逃之路并不好过。人民网·中国新闻网梳理出部分外逃贪官的悲惨生活，望引以为戒。
1997年，中国银行昆明分行高新支行代理行长张德友涉嫌挪用巨额资金给他人使用，因担心东窗事发，张德友把父亲送到妹妹处，并与妻子协议离婚，写了一份辞职报告，带上3万元钱出逃东南亚。
辗转到达东南亚某国后，张德友办了当地的假身份证，由于语言不通、身份敏感，他不敢外出活动，只能选择栖身寺庙。寺庙的环境十分简陋，张德友只能靠在寺中种点菜卖腌菜和做些素食料理的收入勉强生存，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甚至要以教徒赠送的食物果腹，日子极为凄苦。留置期间，因上了年纪，张德友的部分牙套脱落，他希望办案人员给他一些502胶水黏粘牙套，并说他在国外的时候就是这么处理的。
相较于生活的压力，张德友说内心的焦虑、对亲人的思念等心理上的压力更加折磨人，父亲去世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儿子成长未能陪伴左右。正如张德友自己所说“有苦无处说，有家不能回，有病看不起，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
2019年8月21日，昆明市纪委监委在公安机关、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等相关单位的通力协作下，利用张德友潜回国内之机，成功将其抓获。走下押解车时，张德友看到了周围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看到了医院先进的医疗设施设备，再次感受到了祖国的繁荣，越发对当初一逃了之的行为悔恨连连。
2003年4月20日，当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经新加坡出逃美国。
媒体报道称，杨秀珠一到新加坡即受到黑社会敲诈。杨秀珠通过个人在新加坡的亲友买了前往美国的机票，抵新数日后即逃离。
2003年6月，当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发出红色通缉令后，杨秀珠几度辗转，再次出逃，第三站选择了荷兰。据报道，杨秀珠逃到荷兰后，最后藏身于鹿特丹市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惶惶不可终日。被捕前，杨秀珠时常一个人绝望地哭泣。
杨秀珠在荷兰请求政治避难遭到拒绝，在即将被遣返中国前夕，于2014年5月逃离了荷兰的拘禁。
逃离荷兰后，杨秀珠从加拿大坐火车入境美国。中国通过双边的执法合作联络小组向美方提供了相关信息，美国于2014年6月将杨秀珠拘押。
杨秀珠逃至美国后，被关押在纽约附近的新泽西州哈德逊惩教中心。跟着时间推移，她发现连亲属的态度也渐渐发生明显的变化，从最初支持她上诉，到试探着劝她放弃，到后来，甚至不愿再为她提供律师费和生活费。
2017年7月28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百名红通”1号人员、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贪污、受贿一案。杨秀珠被控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款1900多万元，受贿735万余元。在法庭上，杨秀珠表示认罪悔罪。
2011年11月蒋谦逃往加拿大，藏身夏洛特敦市。2014年年底与妻子分居后，蒋谦只能租住在一个八九平米的小房间里，为减轻经济压力，他提出帮房东铲雪以抵减租金。
“刚开始时，无经验，早上出去晚了，加拿大冬天的雪很大，常常有一米多高。经常因为没有及时清洗整理出车道而受到房东的责备。从那以后，只要晚上还在下雪，我一般都只是在椅子上眯一下，凌晨3点就出门铲雪，此时的温度常常在零下20多度，感觉耳朵都要冻掉了，冷风能吹进骨头里……”蒋谦自述。
被列为“百名红通人员”后，蒋谦惶恐不安，到处躲藏，处于担心、观望、顾虑、不安的状态。
据蒋谦归案后交代，永久居留延期申请被拒后，看到警察就提心吊胆。2016年8月的一天晚上，看到警车停在其租住房附近，蒋谦吓得在厕所里站了一个多小时，直到警车离开才敢出来。
杨立虎，安徽阜阳新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安徽瑞泰药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外逃2年3个月。
原以为到了国外就自由了，但现实却远比杨立虎想象中残酷得多，背负戴罪之身走到哪里都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言语不通、有病不敢就医、不敢与国内亲人联络、时刻提心吊胆怕被警察抓住……杨立虎心脏不好，血压最高的时候达到180，但他不敢去看病，更不敢拿护照去找医生开处方药。“我宁愿病死，也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潜逃加拿大期间，杨立虎整日东躲西藏，内心备受挣扎和煎熬。
“亲人挂念我，我更想他们。”为了躲避追捕，杨立虎不敢用电话与国内的亲人联系，甚至连父亲病逝也没能见到其最后一面。
在加拿大逃亡期间，杨立虎经常阅读当地的中文报纸，上网看新闻，看电视，随时关注国内发生的新闻，尤其是关于境外追逃追赃的消息，这让他更加惶恐。
2015年8月21日，在党的政策感召、法律威慑及追逃压力下，杨立虎选择了从加拿大回国投案。
2016年8月，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以杨立虎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杨立虎当庭表示不上诉。
“这是我人生中一段噩梦。都说国外是天堂，我却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回想起两年零三个月的外逃生活，杨立虎悔恨交加。
由于语言不通，担心身份暴露，葛宝伟夫妻俩没办法找到工作，妻子不得不放下身段，靠拉二胡街头卖艺换取微薄报酬。后来虽有所改善，但跟“天堂”却是沾不上一点边。
葛宝伟自述：“随着女儿渐渐长大，孩子的学费又成了一个新难题。我和妻子在自己的租住处开了家小小超市，房间总面积只有十多平方米，既是超市，也是卧室、厨房，生活得十分艰难。此时，儿子已经30出头，因为家庭负担重，一直没敢找女朋友，成了‘剩男’。不过对我们全家来说，异国他乡，只要能活下去，其他的想法都是奢望。”
2015年2月13日，葛宝伟经劝返后回国。归案后，葛宝伟讲述：“逃亡的每个夜晚，看着蜗居的小家，回想曾经的我拥有很多身份和耀眼的光环，现在只剩下一个身份——潜逃出境的嫌疑犯、网上通缉犯，每想到此，心中便涌起无尽的悔意。”
王国强自述：“这是我人生中一段恶梦，是一段不愿回顾却又刻骨铭心的记忆。”
王国强与妻子有护照不敢用，有病不敢就医，与国内亲人不敢联络，与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不敢联系。王国强只能住三十块钱、二十块钱的“窨”(inn，路边店)。王国强回忆与妻子住过两次“窨”，一次住了两天，一次住了七天。整日不敢出屋，靠面包果腹，白天只能像犯人放风一样，在不足十平米的斗室里转圈踱步。
王国强在南加州租住过三次合租屋，房客人高马大，少有修养，看到他妻子时就目露淫光，让人惊恐。妻子整天惊恐不安，王国强整日也设想和准备着发生不测。
为了不连累女儿，王国强在美国两年零八个月，竟然不敢告知她身在何处，更谈不上与女儿见面。岳父和妻子的姐姐去世，王国强与妻子都没能回国进行探望。
王国强说，在美国期间，吃的都捡最便宜的买，从来就没添置衣服，妻子没有用过化妆品，连理发都是妻子帮他完成，她自己的头发也由她自己剪。
2014年12月22日，王国强回国投案自首。王国强自述：“这两年零八个月说起来是那么的短，但对我来讲就像过了28年一样。”
2011年4月16日，徐丽利用周末单位没人时机，到单位卷走了工资账户上最后一笔存款，当天中午携款潜逃。徐丽经长沙到广州，从珠海拱北口岸出关至澳门。
初到泰国，徐丽白天不敢出门，夜晚噩梦缠身，要么梦见被抓，要么梦见女儿哭喊着“妈妈回来”，每次都是哭着醒来，偶尔出门看见警察都紧张到眩晕。逃到泰国的两个月时间里，徐丽脸色苍白、头发脱落，整个人瘦了20多斤。
迫于生计，徐丽开始有效学习泰语，但始终没有办法融入。徐丽感觉自己生活得还不如一个流浪者，生活如行尸走肉一般。
泰国当地人发现徐丽没有身份证明，开始三番五次进行敲诈，甚至威胁生命安全。
徐丽找到了泰国移民局，主动表露了身份。2014年7月1日，徐丽踏上了回国自首的飞机。
徐丽自述：“2015年2月，女儿从学校回来看我。这是我三年多来无时无刻不牵肠挂肚的女儿啊!见面的第一秒，女儿大声哭了，我在心里哭了，女儿流的是眼泪，我心里流的是血泪。”
8月8日，胡星(中)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图片来自：新华社
1月21日早晨，胡星持瑙鲁国护照从新白云机场飞往上海，当天14时15分登上MU545航班飞往新加坡。
1月21日胡星到新加坡后，滞留两天，打听移民的有关情况；24日他离新赴港。公安部A级通缉令发出后，胡星离开香港，于1月31日清晨6时12分飞往英国伦敦。
当地时间2月1日18时12分，因没有事先办理入境预约，且未出示返程机票，胡星被英国移民当局判定有移民倾向而拒绝入境，递解回港。
由于胡星未能合理解释自己的行为，香港入境事务处也拒绝他再次入港。胡星只好狼狈地再次飞往新加坡。
来到新加坡，胡星换了3个酒店。他确信自己被跟踪，而且跟踪者丝毫不掩饰行迹。胡星觉得走投无路，整天忐忑不安，寝食不宁，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让他“惶惶不可终日”。
仅仅20多天的逃亡生涯，原本意气风发的省交通厅副厅长显得落魄潦倒，神情黯淡。
2007年8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胡星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胡星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